從母愛、創傷到自我救贖:台灣青年電影人以創意短片探索人性深處

《螳螂》以恐怖動畫包裹母愛與犧牲,《自主揮棒》直面兒童性侵議題;兩位新生代導演以鮮明的作者風格,拓展台灣短片的藝術表現與社會對話空間

LAPost/Culver City, CA(November 14, 2026)— By: Richard Ren/LAPost

在第12屆亞洲國際電影節(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AWFF)「焦點台灣」(Focus on Taiwan)單元中,11月14日下午舉行的「第99屆奧斯卡台灣短片選映」(Taiwan’s Shorts Submissions for the 99th Academy Awards),集中呈現三部風格迥異、題材各具深度的台灣短片。其中,《螳螂》(Praying Mantis)與《自主揮棒》(The Brave Swing)兩部作品的導演謝文明、黃聖鈞親臨現場,並在放映後與觀眾交流創作理念及作品背後的故事。

導演謝文明、黃聖鈞 (Photo by Richard Ren/LAPost)

三部作品分別從家庭記憶、母性與犧牲,以及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身體界線與心理創傷切入,展現台灣短片創作在敘事、形式和社會議題上的多元探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兩位青年電影人並未停留在傳統類型片的敘事框架,而是以高度個人化的視覺語言和創作觀點,將個人經驗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情感表達。

從創作成熟度、藝術辨識度到議題的開拓性來看,這兩部作品都展現出值得國際影壇關注的創作潛力。

《螳螂》:以恐怖動畫書寫母愛,讓怪誕美學呈現人性的柔軟

導演謝文明是台灣極具個人風格的獨立動畫創作者。他的作品向來以恐怖、怪誕及帶有黑色幽默的視覺風格見長。2020年,其作品《夜車》(Night Bus)獲得日舞影展最佳動畫短片;2025年,《螳螂》入選威尼斯影展「地平線」(Orizzonti)單元,成為首部入選該單元的台灣動畫作品。該片其後又獲得第62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並代表台灣角逐第99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

《螳螂》的故事設定在一條繁華的夜生活街區。一隻變異的雌性螳螂,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在絕望中誘惑並捕食男性。一次任務失敗,逐漸揭開她不為人知的過去,也讓故事背後關於母愛、犧牲與生存的複雜情感浮現。

這部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謝文明將恐怖片的類型元素與母愛這一極具情感溫度的主題結合,創造出一種強烈的藝術反差。

片中的螳螂既是危險的捕食者,也是為孩子不惜付出一切的母親。她的外在形象充滿攻擊性,內心卻有著極其脆弱、柔軟的一面。導演藉由昆蟲的生物特性,將自然界雌性螳螂交配後吞食雄性的行為,轉化為一種關於母親犧牲的寓言,使原本令人不安的生物意象獲得新的情感解讀。

導演謝文明 (Photo by Richard Ren/LAPost)

謝文明在映後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恐怖動畫一直是他主要的創作風格,但作品真正關注的核心始終是人性與愛。《螳螂》表面上是一部恐怖片,實際上講述的卻是母親對孩子近乎瘋狂、甚至不計代價的愛。

他透露,創作靈感來自自己的母親,也來自許多台灣母親為家庭和孩子默默付出的生命經驗。「這個母親其實也只是一個單純的母親,她最後的願望,只是希望能夠跟自己的孩子正常地擁抱一下。」

這句話也點出了影片最具情感衝擊力的地方:當一個母親必須以如此極端的方式追求最基本的親情時,恐怖便不再只是視覺上的驚嚇,而是來自命運與現實的無奈。

在視覺製作上,《螳螂》同樣展現出令人驚嘆的工藝精神。謝文明表示,整部作品耗時四年完成,採用逐格手繪方式,以鉛筆一幀一幀描繪,宛如刺繡般累積畫面細節。有些鏡頭甚至需要花費一個星期才能完成。

這種近乎手工藝術創作的製作方式,使影片呈現出有別於一般數位動畫的獨特質感。畫面中的色彩、光影、人物造型和場景設計,都具有鮮明的個人美學。

導演將自己成長過程中熟悉的台灣鄉野景觀,與阿姆斯特丹華麗而複雜的紅燈區意象融合,並加入台灣1980至1990年代常見的招牌、服飾和街頭文化元素,營造出既熟悉又超現實的視覺空間。

影片的創作參考也相當多元。謝文明提及,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的《變蠅人》(The Fly)、《失嬰記》(Rosemary’s Baby)、《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以及《異形》(Alien)等電影,都曾帶給他重要啟發。

他希望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異形」角色:外表漂亮、危險,卻在面對孩子時展現出極度脆弱的一面。

謝文明並未將影片處理成一部始終令人窒息的恐怖作品。他刻意加入喜劇、動作、武術及變裝表演等元素,讓故事在緊張、荒誕與幽默之間不斷轉換。片中部分角色的誇張肢體表現和意外發展,甚至帶有黑色喜劇的趣味。

這種調度不僅豐富了影片的觀賞性,也使沉重的母愛與犧牲議題不至於流於說教。觀眾在享受類型片節奏的同時,逐漸進入角色的情感世界。

從藝術創作角度而言,《螳螂》的成功,在於它沒有簡單地將恐怖作為刺激觀眾的手段,而是將類型電影的視覺張力轉化為情感敘事的工具。謝文明以極具辨識度的動畫語言,讓一個看似怪誕的生物形象承載人類最熟悉的情感,也展現出台灣獨立動畫在國際影壇上獨特的創作競爭力。

《自主揮棒》:從童年創傷出發,讓電影成為孩子發聲的力量

如果說《螳螂》以超現實的恐怖動畫探討母愛的極限,那麼黃聖鈞執導的《自主揮棒》,則以極為克制、貼近現實的敘事方式,直面一個長期存在卻經常被忽視的社會問題:兒童性侵與身體界線遭到侵犯後的心理創傷。

影片以十歲男孩誠誠為主角。曾經熱愛棒球的他,最近卻變得沉默,不再談論棒球,也開始刻意遠離自己過去喜愛的球場。他心中的恐懼和困惑,來自一個曾經完全信任的人。那段難以言說的經歷,如同沾在身上的紅土,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輕易抹去。

直到某個夜晚,他獨自站在球場邊,望著眼前的球棒,終於必須面對一個選擇:這一次,是否要由自己決定揮棒,重新拿回對身體與人生的自主權?

《自主揮棒》的片名具有雙重意義。棒球中的揮棒,是孩子重新面對自己熱愛事物的動作;更深一層,它象徵一個曾經遭受傷害的孩子,重新找回表達意願、拒絕傷害和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

影片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導演沒有將兒童受害者簡化為一個等待救援的角色,而是細膩呈現孩子在信任關係遭到破壞後的恐懼、困惑、自責與掙扎,以及重新尋找安全感的過程。

黃聖鈞是一位活躍於劇情、紀錄片及實驗電影領域的台灣導演,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長期關注性別政治、記憶及被忽略的歷史議題,曾兩度獲得金穗獎肯定。《自主揮棒》更獲得丹麥歐登塞國際電影節(Odens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國際劇情片,以及德國PRIX JEUNESSE INTERNATIONAL性別平等獎,並參與第99屆奧斯卡最佳實景短片第一輪競選。

黃聖鈞導演 (Photo by Richard Ren/LAPost)

映後接受本報專訪時,黃聖鈞坦言,這部作品直接源自自己的童年經歷。

他回憶,自己大約九至十歲時,曾有一位親戚以遊戲為名,要求他脫下褲子,讓對方查看私密部位。當時他感到錯愕,奮力反抗,最後對方未能得逞。然而,這段經歷在他心中停留了多年。

導演表示,在亞洲社會的成長文化中,男孩子往往被教育要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嚴重。受到這種觀念影響,他成年後一度認為,那件事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在意。

但真正開始撰寫劇本時,他才發現,當自己逐字逐句重新整理那段記憶,彷彿是在一點一點挖掘內心深處的傷口,重新想像當年那個孩子究竟承受了什麼。

他逐漸意識到,那並不是一件可以輕描淡寫帶過的事情,而是一段曾經造成真實恐懼與傷害的經歷。

創作過程並不容易。黃聖鈞坦言,有時甚至會想要放棄,因為不斷回望過去,等於讓自己重新經歷當年的情緒。但他最終決定完成這部作品,正是希望透過電影,讓更多孩子看見:如果遭遇類似傷害,不必獨自承受,也不需要因為害怕而保持沉默。

「孩子往往害怕說不,因為擔心失去關係,而選擇隱忍。」這也是他希望透過影片傳達的重要訊息。

導演特別指出,這部電影最初就是為孩子而創作。他希望那些可能曾遭受性暴力或性創傷的孩子,在觀看影片時,能夠從誠誠的故事中找到共鳴,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也能逐漸鼓起勇氣,把經歷說出來。

他也分享了放映後令自己十分感動的觀眾反應。有些觀眾已經五、六十歲,卻在看完電影後,願意向他分享自己童年時曾經遭遇的類似經驗。

對導演而言,這些交流的價值甚至超越電影本身。原本彼此陌生的觀眾,因為一部影片而開始談論那些多年來不曾向人提起的往事。有人終於不必再假裝自己沒事,也有人透過彼此的理解和擁抱,重新感受到被接納與支持的力量。

這種由電影引發的情感交流,正是《自主揮棒》最重要的社會意義之一。

黃聖鈞認為,兒童性侵是一個相當沉重的社會問題,但亞洲社會受到傳統觀念和文化壓力影響,許多人仍不願公開談論相關經驗,甚至不願讓自己的孩子說出曾經遭受的傷害。

他希望電影能夠成為開啟對話的起點,讓家庭、學校和社會更願意傾聽孩子的聲音。

在敘事上,他並沒有刻意將整部影片拍成一部充滿壓迫感的社會議題電影,而是選擇從孩子的視角出發,讓觀眾跟隨誠誠的情緒,經歷悲傷、沮喪與恐懼,再逐漸看到他尋找勇氣的過程。

當誠誠終於選擇向母親說出真相,母親奮力保護孩子的反應,也讓影片的情感得到進一步延伸。母親甚至不惜與自己的哥哥正面衝突,只為了保護孩子,讓他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中繼續生活。

這個情節不只是家庭衝突的呈現,更凸顯了兒童保護所需要的成人責任:當孩子願意說出傷害時,大人首先需要做的,是相信、傾聽和保護,而不是質疑或要求孩子保持沉默。

黃聖鈞強調,他希望觀眾看到的不只是創傷本身,也包括創傷之後的陪伴與復原。他希望即使曾經遭遇傷害的孩子,也能知道自己有機會重新找回生活的力量。

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看,《自主揮棒》並沒有依賴強烈的戲劇衝突或刻意煽情來製造情緒,而是透過一個孩子的日常生活、棒球與家庭關係,讓觀眾逐漸理解創傷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成長。這種克制的敘事方式,反而使影片更具真實感與感染力。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導演願意將極為私密的個人經驗轉化為公共議題,並以電影作為媒介,為那些尚未找到語言、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孩子提供一個被看見的機會。這不僅是個人創作的自我整理,也是一種具有公共責任感的電影實踐。

兩種電影語言,展現台灣新生代創作者的國際視野

從《螳螂》到《自主揮棒》,兩部作品的題材、風格與視覺表現幾乎截然不同,但都展現出當代台灣青年電影人的一項重要特質:從個人經驗與情感出發,尋找具有普遍意義的電影語言。

謝文明以四年時間完成逐格手繪動畫,將恐怖、喜劇、昆蟲生態與母愛結合,創造出極具辨識度的作者美學。他的創作證明,動畫不只是技術展示或娛樂形式,也能承載複雜的人性寓言。

黃聖鈞則將童年創傷轉化為一部關注兒童身體自主權、性別文化與家庭保護機制的劇情短片。他不僅提出問題,也試圖透過角色的選擇,為觀眾提供理解、傾聽與陪伴的可能性。

兩位導演的共同之處,是都沒有將電影停留在單純的故事講述,而是讓作品具有更深層的情感與思想內涵。

對國際電影市場而言,短片不應只是長片創作之前的練習,也可以是導演建立個人風格、探索形式邊界和提出社會觀點的重要媒介。《螳螂》與《自主揮棒》正是兩種不同創作方向的有力例證。

此次AWFF「焦點台灣」短片放映,也讓國際觀眾有機會透過不同類型的電影作品,認識台灣新生代創作者的藝術實力與社會觀察。

一部以恐怖動畫呈現母親近乎瘋狂的愛,一部以棒球少年重新揮棒的選擇,談論孩子如何從沉默中找回自己的聲音。兩部作品都以鮮明的創作意識,拓展了短片的表達空間。

真正值得肯定的,不只是兩位導演在影像技術和敘事形式上的創新,更是他們願意以電影面對人性中複雜、脆弱甚至難以啟齒的部分。這種兼具藝術探索、個人誠意與社會關懷的創作態度,正是台灣新生代電影人值得國際影壇持續關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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