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爱国魄——纪念爱国华侨黄老丹季先生

众所周知南侨的代表是陈嘉庚先生。在老先生一生中无数善举被记载，传颂。但老先生一生中心中不忘的却有一个默默贡献的朋友，陈嘉庚先生曾经这样说：“我欠人家的钱债、人情债，都已还清了；只有欠黄丹季的债，没有还清。”

与黄老丹季先生次生的一面之缘，是先见其人而后知其事，更是在多年后详解其一生。

那是1993年随祖父回印尼，一住便是一个月。这一个月中很少游览观光，而是人来人往陪伴祖父见了很多的人。少年无知的我，懵懵懂懂浑然不知来的是谁，去的何人。有一天祖父带着我从印尼的玛琅市驱车前往泗水看望一位老人，一位平淡无奇，少言寡言的老人。93岁的高龄却记忆依然清晰，二位老人家加在一起也有百十岁了，紧拉着手仿如年青，胸中波涛面却平静。后来在回来和路上，祖父便给我讲了黄老先生的故事。

抗战初期，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出任主席，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日寇对其恨之入骨。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曾悬赏100万元捉拿陈嘉庚。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前往印尼避难，于1942年5月抵达梭罗。梭罗气候炎热，陈老多次牙痛，在征得陈先生同意后，黄丹季毅然将他接到玛琅。

为确保陈嘉庚的安全，黄丹季有意将陈老化名填上早年的户口和税单，把陈先生变成玛琅的“老居民”。尽管如此，黄丹季仍放心不下，惟恐哪里出了纰漏而发生意外。那时，玛琅各地不时出现各种传言，警探和汉奸也故意造谣蛊惑人心，说：“陈嘉庚被捕了！”等等。这些传言使厦大和集美的校友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黄丹季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他暗暗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保证陈先生的安全。

1943年春的一天凌晨，黄丹季突然被屋外的汽车声惊醒，他起身往窗外一看：糟了！日本宪兵已把房子团团围住。难道他们知道了陈先生的下落？就在他考虑应对的时候，宪兵撞开大门，气势汹汹地冲进屋来，对着黄丹季大叫：“荷兰人！荷兰人！”丹季似乎明白了什么，镇定自若地说：“我不是荷兰人！”这时一名宪兵对领队说：“我们走错了，这是二号屋，不是四号屋。”宪兵领队才带队离去。原来，那天日本宪兵是冲着隔壁的荷兰军医来的。尽管这只是一场虚惊，然而在这突如其来的搜查面前，黄丹季也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同年10月的一天，陈嘉庚正在外屋看书，突然，一个日本军官闯进门来，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见陈没有回话，便拍案大叫。陈老纹丝不动，装作没听见似地看书。听到外屋的声响，黄丹季心头一紧，急忙从内屋跑出来，一边比划一边说：“他是我叔叔，耳聋听不见。”日本军官听了才悻悻而去。见陈老又闯过这一关，黄丹季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在那一段苦难的岁月里，黄丹季与陈老形影相随，耳濡目染，类似的各种见解与观点，使他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在言及战争的情势乃至中国时局的发展时，陈嘉庚亦以其独到的眼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断言，“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必发生内战”，他坚信：“旧的东西必定灭亡，新的东西必定成长，这是发展的自然规律，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所有这一切无不对黄丹季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像陈嘉庚先生说的那样，使黄丹季更加钦佩陈老的远见卓识。他为这位华侨领袖的睿智与才学所折服。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他在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信中说：“余民国三十一年避难住爪哇，蒙校友黄丹季君诚恳招待三年余，衣食宿均他供给，深情厚意，终生难忘。”在玛琅，为保护陈嘉庚的安全，黄丹季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在1100多个日子里，日夜守护在陈先生的身旁，甚至关闭了自己的企业，随时准备为陈先生作出牺牲。黄丹季是个读书出身的人，平时胆量并不大，但为保护陈先生，他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同日寇周旋和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大智和大勇，堪称天下一奇。这便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黄先生的家就在日本宪兵队的对面。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获悉黄丹季在安溪的家眷经济拮据，曾委托陈村牧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连续拨付了5个月的生活费。之后，陈嘉庚欲将海外大片橡胶园赠给黄丹季，以报答他3年多来的悉心照顾和保护，却被黄丹季婉言谢绝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回国参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侨联主席。他深知黄丹季在国外处境艰难，曾多次劝他回国。他在1953年7月22日的信中写道：“自去年初闻被当地拘禁，无由通信，……迨至年终，有鼓浪屿苏君来访并告知先生已获自由，我托其函告先生回国，约有数端：多年来屡遭不测之苦，应当厌意者一；别离妻子太久，应聚天伦之乐者二；祖国百政维新，当归观光者三……若生活服务，此间自有位置，鄙意劝先生回来在此理由……元月赴京晤蔡先生，谈及先生事再三嘱托，希勿再恋为荷。”印尼华侨李先生得知后，也动员黄丹季回国。他说，陈老在国内有很高的地位与影响力，你曾有功于他，现在处境又不好，只要回国找陈老，他一定很高兴，也一定会全力帮助你找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对此，黄丹季很平静地回答：“作为陈先生的学生，保护陈先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什么报答。”“如果回国投靠校主，让他来照顾我，我的生活一定比现在好。但这样做势必给校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还会让人以为我过去为校主服务是有目的、有所求的。我不愿这么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接受陈老的邀请。对此，陈嘉庚一直铭记在心。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这位倔强的挚友，希望他能回国相聚，却不料丹季执意不从而未能如愿。中侨委领导何香凝、庄希泉等人得悉此事后深受感动，遂于1956年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名义邀请黄丹季回国观光。

这便是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老人讲来却如此平静。即将离开印尼时，一天中午，未曾想到黄老先生以93岁的高龄从泗水赶到玛琅，为祖父送行，依然紧握双手，久久不愿松开，想必此生最后一面不过如此，依然平静，却能感受到心潮的澎湃。从未问过祖父是如何与黄先生交往又如何成为朋友。直到1995年黄老去逝，祖父在得知后悲痛万分，几日无语。更是不敢细问。

时间飞逝，已是2013年，祖父离世也8年有余，冥冥中5月末的一天在网上搜索资料，找到了一本纪念黄老的旧书。急急买来细细阅读，却无意中找到祖父写的一篇祭文，便打开的历史沉睡的往事。

1945年玛琅中华总会成立，祖父便是在这次常委会上结识了黄老。因黄老得知祖父曾在上海上过学，认定祖父与那些受荷兰人教育的青年不同，便开始了交往。1946年玛琅中华总会成立了“生活促进社”黄先生任主席，便开办国语学习班，祖父除振奋之余，还积极建议成立“生活校友会”，旨在宣传民族意识和新中国。这得到了黄老的支持，此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商量问题，共事见面。1948年由于拒绝荷兰人要求组织华侨保安人，制造民族矛盾和仇恨。黄老和祖父等七人被荷兰殖民者逮捕入狱，十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自此二位老人便再也没有见面，直到1992年黄老来信，才有了1993年的此生最后一面，原本相约1997年再见，两位诚信了一生的老人却没有办法履约。(小妮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