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当“开放”只属于一部分人，他选择把镜头对准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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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ost/Los Angeles, CA（Oct. 7, 2026）— By: Richard Ren/LAPost
在洛杉矶，邱礼涛谈起电影时，很少把自己放在一个“电影大师”的位置上。
10月7日晚，香港导演邱礼涛携《我们不是什么》（We’re Nothing at All）及主演江熚生（AK）、陈毅燊（ANSONBEAN）来到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在 The Ray Stark Family Theater 举行影片美国西海岸首场路演。凭借《我们不是什么》，邱礼涛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江熚生（AK）亦凭片中表现入围最佳男配角提名。映前，邱礼涛接受《洛杉矶邮报》专访。
谈到这部影片，他没有首先谈类型、票房或市场，而是谈香港社会，谈新闻，谈阶层，也谈那些通常不容易进入电影镜头的人。
“我们的社会表面上好像很开放、很包容，但这只是部分人的圈子，并不代表整个社会。”
这是邱礼涛拍摄《我们不是什么》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影片表面上从一宗双层巴士爆炸案开始：警方调查之后，逐渐发现两名年轻死者——晖仔（江熚生饰）与Ike（陈毅燊饰）——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受害者，而是一对来自问题家庭、长期遭受童年创伤、恐同歧视与社会边缘化的同性恋人。影片由警方调查的现实线索进入两人的生命，却最终把问题抛给观众：当一个社会自认为已经足够开放时，那些仍然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的人，又在哪里？
这也是邱礼涛几十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香港电影资料馆称，邱礼涛是香港最活跃、跨类型最广的导演之一，他既拍摄过《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伊波拉病毒》这样的邪典作品，也执导《阴阳路》系列、《拆弹专家》等商业类型电影，同时长期关注社会现实与边缘群体。香港浸会大学也将他形容为一位敢于挑战权威、触及敏感题材的电影人。
但《我们不是什么》似乎让这条创作轨迹变得更加清晰。
他不是第一次拍边缘人物，但这一次，他把镜头推得更靠近他们。
“我生活在香港，也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邱礼涛承认，新闻长期以来都是自己创作的重要启发来源。
但他强调，电影不是新闻报道。
“我会说新闻对我的创作是一种启发。当然，我拍电影的时候，并不希望它变成新闻报道。”
他解释，自己生活在香港，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自然会关注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种新闻意识，在《我们不是什么》中并不显眼，却始终存在。
影片中，一个关于健身中心倒闭的短暂新闻信息，也许只是一闪而过，但它并不是无意义的背景。
对于邱礼涛而言，这种“小新闻”本身就是时代的切片。
一家店铺的结业、一项产业的衰退、一个普通人突然失去工作，最终都会进入一个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它们不会像重大政治事件那样成为历史标题，却会改变一个人的收入、家庭关系、自我认同以及对未来的判断。
因此，他没有把香港的经济困境直接拍成一部“社会问题电影”，而是让它从人物生活的缝隙中渗透出来。
“这样一点点的细节，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市场、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受到的影响。”
这也是邱礼涛所理解的现实主义。
现实不一定需要被大声宣布。
有时候，一条新闻、一家倒闭的店、一间越来越狭窄的劏房，就足够让观众意识到：人物正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
他为什么选择“底层边缘人”？
《我们不是什么》最尖锐的地方，并不是影片涉及同性恋题材，而是邱礼涛进一步追问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
谁有资格成为“被接受的少数群体”？
“过去香港拍 LGBTQ+ 题材的电影，大多聚焦于中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邱礼涛说，“但这次我们希望把镜头对准更基层的 underclass——底层边缘人。”
在他的理解中，一个社会对LGBTQ+群体的“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同性恋者都得到了同样的空间。
有钱、有教育、有职业、有社会地位的人，可能拥有更多选择；而那些没有钱、没有漂亮外表、没有家庭支持、甚至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却可能面对完全不同的人生。
“有些底层同志没钱、穷、不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和中产同志完全不同。”
这句话听起来甚至有些残酷。
但正因为残酷，它才构成了邱礼涛这部电影真正想讨论的问题。
他甚至用一个日常的旅行经验来比喻这种社会差异。
过去有些香港中产阶级可以去泰国度假，但也有很多草根阶层，甚至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有去过泰国。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人其实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因此，一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并不意味着他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依然可以接受。
“有些人嘴上说‘我什么都能接受’，但当这种事情真正发生在他们眼前、冲击到他们的生活时，反应往往完全不同。”
邱礼涛认为，这正是电影应该继续拍摄的地方。
不是去重复那些社会已经习惯观看的故事，而是去揭开那些仍然隐藏在社会表面之下的现象。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同一种开放”
这种判断也解释了影片为什么没有把两位年轻人的故事直接拍成一部爱情片。
影片的叙事从一宗案件开始，警察调查的线索不断推进，然后间歇性地进入晖仔与Ike的生活。
邱礼涛并不认为这是为了炫耀一种“创新”的叙事结构。
“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设计一个非常创新的叙事方法。”
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观众更容易进入这个故事。
因此，查案成为进入人物世界的入口。
而随着调查推进，观众逐渐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寻找“凶手”的故事。
真正需要寻找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为什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人生的边缘。
邱礼涛特别强调了影片中不同阶层人物之间的对比。
以谭耀文饰演的龙树文为例，他属于中产阶级。他有家庭、有社会位置，也拥有社会通常要求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理性”。
而晖仔与Ike则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
他们并非没有感情，恰恰相反，他们的情感非常强烈。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更容易选择“情感第一”。
于是，悲剧发生。
这也使影片的警察调查线与年轻人的生命故事形成了某种镜像：
一边是制度、理性和秩序；
另一边是情感、创伤和绝望。
而两者之间的距离，正是邱礼涛真正想让观众看到的香港社会。
“观众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影片的片名《我们不是什么》，本身也具有一种刻意留下的开放性。
“我们”究竟是谁？
邱礼涛的答案并不局限于影片中的人物。
“对我来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电影里面的人物，尤其是晖仔跟Ike……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观众会把自己放进去——观众也可以成为这个‘我们’的一部分。”
这使得片名不再只是对人物身份的描述，而变成了一个邀请。
观众可以把自己放进去。
可以问自己：如果他们是我的邻居呢？
如果他们是我的同事呢？
如果他们出现在我的家庭里呢？
如果他们真正进入我的生活，而不只是存在于新闻、电影和社交媒体上，我是否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开放”？
电影没有替观众回答这个问题。
邱礼涛似乎也没有兴趣替观众回答。
他更愿意把这个问题留下来。
从“邪典（Cult)电影大师”到社会观察者
这种创作方式其实并非突然出现。
邱礼涛从1980年代进入香港电影行业，1987年执导首部长片《不夜天》，之后横跨惊悚、犯罪、恐怖、动作、爱情、社会写实等多种类型。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导演档案显示，他长期在商业类型与社会现实主义之间游走，并在2015年完成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学位。
香港浸会大学对他的介绍也特别提到，他早年曾接触新闻写作，后来转向电影；他一直把电影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推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邱礼涛的电影经常具有一种特殊的“现实触感”。
他的早期作品曾经以极端、暴力甚至令人不适的方式冲击观众。
但如果只把邱礼涛理解为一个擅长“重口味”的导演，实际上忽略了他创作中另一条持续了几十年的线索：
他始终在寻找那些社会不愿意正视的人。
杀人犯、边缘人、性工作者、罪犯、警察、基层劳动者、处于家庭和社会夹缝中的普通人——他们身份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通常不是社会最愿意讲述的主角。
香港电影资料馆曾形容，邱礼涛不仅是以暴力邪典（Cult)电影闻名的导演，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关注现实、社会议题和公共讨论的电影人。
而他自己也曾经说过，电影对他而言不仅是讲故事的媒介，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他不相信“为了创新而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当被问到《我们不是什么》这种警察调查与人物回忆交叉进行的叙事方式是否具有创新性时，他的回答反而非常克制。
“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设计一个非常创新的叙事方法。”
对于一个已经拍摄数十年、横跨如此多类型的导演来说，这句话颇有意味。
他并不把“创新”当作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故事需要什么，就使用什么。
如果查案能够让观众进入故事，就从查案开始。
如果一条新闻能够让观众理解人物所处的经济环境，就让新闻从背景里一闪而过。
如果一个倒闭的健身中心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就不需要再用一段台词解释香港经济。
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类型电影意识：
形式不是目的，形式只是让故事抵达观众的工具。
一个演员改变身体，另一个演员重新回到银幕
邱礼涛谈到两位年轻主演时，语气也明显不同于谈社会议题时的冷静。
他说，选择演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真的很想做”。江熚生（AK）就是他心目中的“晖仔”
另一位饰演IKE的演员陈毅燊（ANSONBEAN）最初的身体状态与他心目中的角色并不完全一致。
但陈毅燊（ANSONBEAN）非常坚持，希望得到这个角色，并主动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体。
“他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会发一张照片给我，同一个pose、同一个角度，让我看他减重、改变自己的过程。”
最终，陈毅燊（ANSONBEAN）的身体状态仍然没有完全达到邱礼涛最初想象中的样子。
但导演并不介意。
因为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演员为了角色所付出的努力。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我真的相信，跟一些很想去做的人合作，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或许也是邱礼涛四十年电影生涯的一种写照。
他自己也一直在“做”。
从早期的低成本、争议性作品，到商业大片，再到今天重新回到社会边缘人物身上的独立电影，他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标签里。
“我喜欢自己还会愤怒”
今年关于《我们不是什么》的另一篇专访曾以“我喜欢自己还会愤怒”为标题。这个词，其实非常适合解释邱礼涛为什么在从业多年之后，仍然愿意拍这样一部并不轻松的电影。
愤怒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控诉社会。
更重要的是，他仍然会对某些社会现象感到不舒服。
仍然会觉得某些人不应该被忽略。
仍然会觉得一个社会表面上的“开放”，与底层个体真正获得的自由之间存在距离。
所以，他选择电影。
电影可以把一个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新闻放大成一个人的人生。
也可以让一个原本只存在于社会边缘的人，突然成为两个小时的主角。
这可能也是《我们不是什么》最值得在洛杉矶被重新观看的地方。
它当然是一部关于香港的电影。
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只属于香港。
一个社会究竟有多开放，不应该由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人来定义，而应该由那些仍然无法自由生活的人来回答。
10月7日晚，在USC电影学院的剧场里，邱礼涛谈起这部电影时，并没有把它包装成一个关于“某个特殊群体”的故事。
他谈的是阶层，是贫穷，是家庭，是社会偏见，也是那些很少进入主流叙事的人。
而这或许正是邱礼涛几十年电影生涯中最稳定的一条创作线索：
当所有人都在看城市最明亮的地方时，他总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那些被灯光遗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