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华强: 恩师程应镠教授与我沈从文研究的点点滴滴
1979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曾是文化部副部长、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陈荒煤来上海师院作报告，提到哈佛大学有人研究沈从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想来中国与同行交流，可是文学所竟无一人知晓沈从文。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沈从文的名字。
第二天是周日，遇到在南洋模范中学任教的大伯父，意外得知大伯年少时曾在其堂叔邵洵美的“新月书店”谋生，在那里与沈从文有过几面之缘。他向我回忆道，沈从文是个多产作家，在三四十年代，他的名声并不亚于你们这代学生所熟悉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
回校后，我找了邵伯周教授。邵老师鼓励我进行沈从文项目研究，并指点我对这类被文学史湮没的作家，首先应查考清其生平与创作史料。邵老师还建议我求教他唸大学时的老师程应镠教授，说程先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也是好朋友。邵老师四十年代求学于上海市立师专国文系，诗人戴望舒是系主任。1948年春戴望舒离职，程先生兼代其职，并代授戴望舒原在国文系的课程，与邵教授有了师生之缘。
后来，陈翰老师也告知，程先生与沈先生关系很深，文革中沈先生每次来上海都住在程先生家里。邵、陈两位老师同时都叮嘱我，程先生是位治学严谨的老教授，不要贸然造访，应先做好一些初步的研究。
大约在12月初，我第一次去西部校园古籍整理研究室拜访程老师。走进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精神矍铄、慈祥和蔼的老学者。程老师对我这晚辈学生很客气随和，一下子驱散了我些许紧张。在说明来意后，我从先生微笑着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丝疑惑。他说：“文学史教材里没有沈先生，大概你们中文系里四五十岁年龄的老师知道沈先生名字的也不多，你现在对沈先生了解了多少？”
我立即呈上了《沈从文著作系年初稿》和《沈从文生平简表》，这是我在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和上海图书馆内部阅览室用功了两个多月的结果。程老师眼见厚厚的两叠文稿，相信了我是认真的。记得先生翻阅了一会儿，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如何查考证实沈先生早年使用过的十几个笔名。
后来的一周内，我又两次去了程先生的办公室长谈，先生给了很多查考的指点。
过了几日，先生往我班邮箱里送了一信，告诉我下周他要去天津参加《宋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会顺道去北京探访沈从文先生，并嘱咐我准备好文稿，把新发现的增補齐全，他将向沈先生介绍我的研究。
不久后的一个上午，在东一教室大课休息时，班长陆祖良例行去信箱取信回来，进门就大叫“邵华强，沈从文给你来信了！”旁边的同学都围拢了过来，也记不得是哪位同学打开的信封，沈从文先生遒劲俊秀章草行文，“华强同学：⋯⋯谢谢你的热情厚意⋯⋯。”
这是我后来九年间与沈先生和沈夫人几十封通信的开始。
程老师与沈先生相识于1936年下半年。程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却又热心于文学创作与活动，参加过北方左联，发起组织过学生文学团体“大学文艺社”和“一· 二九文艺社”。燕大“一· 二九文艺社”要创刊《青年作家》杂志，推举程先生去请时任天津《大公报 · 文艺》主编，也是京派文学领袖沈从文先生撰写发刊词，沈先生欣然应允，写了《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同时也开始了与程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亦师亦友的情谊。
程先生在燕大时写过小说，并得到沈先生的提携。记得在查找那时期《大公报 · 文艺》时，发现署名“刘祖春”的几篇作品极像沈先生的手笔，我拿了复印件找程老师核实，是否“刘祖春”是沈先生的另一个笔名。先生见了哈哈大笑，说刘另有其人，是沈先生的同乡。程先生建议我去找他署名“流金”，发表在《大公报 · 文艺》的小说《玉石井的风波》，还有萧乾的《篱下集》，再阅读比较。程先生说：“我们那时候的作品，都是沈先生逐字逐句改出来的。”
我去找了，再比较刘祖春的作品，真的极其相似，若去掉署名，恐怕很多人都会以为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事实上，哈佛大学博士金介甫教授在查考时，也曾一度以为刘祖春是沈先生的另一笔名。
我想应该把沈先生修改萧乾先生《篱下集》一事列入沈先生年表，未料沈先生坚决反对，并来信说，“⋯⋯不太妥当。因为这人是十分活泼，聪敏超过需要的人，⋯⋯一切都属于上升阶段的脚色。我则始终十分拘迁，解放后一直向下降⋯⋯。”
程老师知道后，感慨良多，向我回忆了当年燕大先后期同学杨刚、萧乾等许多往事。来美国留学后，我曾想从intellectual 史的角度，将沈、萧先生，还有新月派诸家，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学者群中的几位作番比较研究，无奈后来改读了商学院，又入了投资银行工作，为此准备的多方资料竟被搁置了近三十年。
后来，我承接了属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丛书”中的《沈从文研究资料》、《徐志摩研究资料》，还有香港三联和广州花城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等项目，请教程先生的就更多了，隔三岔五就去先生的办公室，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期间也经历过一次程先生对我的严肃，那是关于高青子。
沈先生1937年后最重要的小说集是《看虹摘星录》。沈先生几次要求我设法找到，程老师也回忆道他见过此书，当年沈先生还送过他一本，可就是找不到原本。后来读到了台湾学者孙陵关于沈先生“看虹摘星”的文章，结合沈先生类似情感自传的《水云》中提到的生命中几个“偶然”，我就猜测沈先生那集子里的几篇作品应该与高青子有关。
高青子是谁？从高青子在沈先生生活中出现的年份看，程先生应该有所了解，也许很了解。
我把孙陵文章的复印件给了程先生，他一看就说：“孙陵，我认识，在联大时的朋友。”
接着，提到了高青子，先生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这是在告诉我不该问这事。我则毫不察言观色，继续追问。先生有些不高兴了，婉转地对我说：“以后不要挖这方面的资料了。”
程先生的生气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当天晚上，我到校园东部音乐新村先生家继续纠缠。先生没有再次生气，如往常一样慈祥地微笑着，却始终不接我这个话题，这时，师母李宗蕖老师听出了我绕来绕去是为了什么，就笑着示意我打住。
第二天，师母李老师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 “程先生古板，我来帮你”。
李老师告诉我，沈先生与高青子的交集，“联大的圈子内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刚到昆明，在正式入学西南联大前曾见过高青子，但没有私人交往，也不太清楚高的家庭与教育背景，不过，李老师的一个老友却是高青子大学同学与好友。后来，李老师引荐介绍了我与这位前辈相认识。
亦是一波几折，还伴随着慢慢消解文革造成的心理阴影。通过这位前辈，对高青子有了大概的了解，也找出了一些她的作品。当我拿着高青子的照片和其作品复印本向程先生禀告了解结果时，先生似乎已经不再反感，反而谈起了对高青子的印象，说她气韵不俗，很有些才气。程老师当年主持《中央日报 · 平明》编辑工作时，也曾发表过高青子署用几个笔名的一些文章与创作。程先生也认为沈先生和高青子在那些日子发表的一些文字里确实都有对方的影子。
程先生又叮嘱，这些都是为尊者讳，现在不宜发表，“即使你以后去了国外，只要张先生（沈夫人）还健在，你就不该发表。”
这两年退休后，摆弄花草之余，我又读上了以前专业领域的文章，发现有年轻一代的学者，因不知高青子是富家出身，亦受过大学教育，另外又被一些并不了解高青子的所谓回忆误导，竟把“看虹摘星”里的女主人公误解为沈夫人妹妹张充和。这是与高的婚外感情，而非与小姨子不伦之恋，或对其想入非非。看来，现在是应该把三十年前发现的史料逐步整理发表了，以正那些过于联想的猜测。
那時，为完成社科院资料丛书项目和三联花城的沈从文先生文集，我每年都要去几次北京拜访沈先生。在与沈先生的访谈中，我深深感觉到沈先生总是以程老师为其知己。记忆中有好多次沈先生对我说过：“去问你老师流金”，或“问流金”。最早在1980年给我的信中也曾提及：“我的性格程应镠先生知道较多，和他谈谈天，或许你会明白些值得明白，可绝不会从报刊上明白的。”
从沈夫人张兆和先生编辑的几大卷沈先生书信集中亦可看出，程老师是沈先生除家人以外通信最多的挚友。如果把这些信件单独列出细细读来，亦是沈先生1949年后心路历程的自述简略。沈先生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文学史，就intellectual 史角度视之，也有其独特的风景，而程老师与沈先生的交集，其留存的文字及其它史料，则是其中的重要部份。
程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远在大洋彼岸的弟子写下这篇小文，以表达对恩师的缅怀与敬意。
***2016年5月21日写于洛杉矶北郊圣莫尼卡山居中
***作者简介，邵华强先生，1980年代留学美国前为上海师范大学讲师。留美前，曾主持并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属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丛书”中的《沈从文研究资料》，和《徐志摩研究资料》；并与虞建华合作，系统地翻译了80年代前海外“沈从文热”中的主要研究著述，包括著名的金介甫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1980年，由沈从文先生推荐，与凌宇一起主持完成了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这套文集也是沈从文生前唯一的一次对自己创作的系统整理。1988年留美后，改读商学院，后入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二十余年。现退休。
***原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